国际婚姻能解决大龄男青年婚恋吗，黄振华：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

春节临近，“农村大龄男子择偶难”再次成为突出话题。

2024年1月下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研究团队发布了《农村大龄青年婚姻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基于全国26个省（市、区）的119个村庄、1785名农民指出，超过40%的村庄存在严重的老年男性和年轻人婚配问题。 短时间内，“农村年轻人婚姻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词条就成为微博热搜话题。

土冲创意在某地举行的乡村婚礼

出圈的人气让黄振华感到惊讶。 他推测：“首先可能是恰逢春节，正好是青年男女回乡相亲的高峰期；其次也说明该报告真实反映了当前的情况。常见情况。”

2006年以来，黄振华所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持续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不同主题的实地调查。 据他观察，近10年来，农村青年确实遇到了结婚难的问题，而且趋势逐年恶化。

黄振华认为，这不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其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这不仅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天价彩礼”现象，还包括农村青年男子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导致的传统婚恋观的转变，以及“对婚姻的认知”。已经变低了。” 这给农村社会治理带来的隐忧也是需要看到的另一面。

在黄振华看来，呼吁改变习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可以取得一定效果。 “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内生动力，通过乡村振兴缓解这个问题。”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就相关话题对黄振华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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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个样本村

51名村干部反映，老人和年轻人结婚难。

红星新闻：是什么让您有机会调查农村老年男性和年轻人的婚姻问题？

黄振华：说起来，其实是一个意外。 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所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 我们称之为“百村观察”。 自推出至今已有18年历史。 “百村观察”调查问卷分为基础调查问卷和专题调查问卷。 基础调查方向常年不变，专题调查方向每年都会调整。 我们2023年的调查主题其实是“农村家庭建设”，其中包括一些关于婚姻的问题。

经过第一轮数据收集，我们发现农村老年未婚男性数量有些突出，反映出一些周期性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后来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所以才有了这个大家热议的数据：在119个样本村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老年男子与年轻人的婚姻问题比较严重。 占比42.7%。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这种现象。 十多年前，2013年左右，我们到村里与村干部交流时，有村干部反映，当地未婚老年男性较多。 这种现象只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由于缺乏数据支持，我们当时看不到。 但根据我们长期的农村调查经验，这肯定是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至少在过去10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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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在研究中，研究团队是如何定义“老年”的？

黄振华：学术界对于“大龄青年”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一般来说，如果超过30岁，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为大龄青年了。 但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情况却不一定如此。 例如，某村一般结婚年龄在23岁左右，如果一个年轻人到了28岁还没有结婚，那么他就被当地人认为是大龄未婚青年。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结合当地人的视角来定义什么是“老年”。

红星新闻：农村青年择偶的一般渠道有哪些？

黄振华：这次调查我们没有设置专门的问题，所以没有宏观数据支持相关渠道的占比。 不过，渠道应该多元化，包括自由恋爱、传统相亲，甚至女方是本地人。 也有来自其他地方的。

红星新闻：年轻人会更倾向于寻找土特产吗？ 还是出城？

黄振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按照常理，农村年轻男性，尤其是老年男性，如果想紧急解决成家问题，绝对不会受到本地或国外的限制。 但这并不完全正确。 受当地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年轻男性对本地女性和外来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

比如，在中部省份的农村，如果一个小伙子能娶到外地的女子，那么这个小伙子就会被老乡认为“更有本事”，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相比之下，与当地女性结婚可能是一个相对“次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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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适婚妇女数量少

婚姻成本高，婚姻认同感降低。

红星新闻：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将“农村大龄青年结婚难”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高彩礼等带来的连锁效应，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黄振华：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总结了原因，可以概括为“一少、一高、三低”。

一是指农村适婚妇女数量较少，这是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出现的现象。 相对而言，年轻女性更多地外出务工并倾向于在外结婚，而男性则倾向于返回家乡组建家庭。 再加上农村传统生育观念造成的性别失衡，村里剩余的适婚妇女数量就更少了。

一高是指结婚费用高，又称高彩礼。 我们调查发现，在一些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彩礼普遍偏高，有的地方还会逐年上涨。 比如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2020年的彩礼是18.8万，已经相当高了。 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三九万九千”，也就是近30万。 很多地方还要求男方买房或者买车，这是另一项开支。 在彩礼的压力下，一些年轻人很难离开单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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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多女少”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彩礼的价格。 为了赢得女方的欢心，男方可能会增加彩礼，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

“三低”包括个人和家庭收入低、学历和专业技能低、传统婚姻认可度低。

第一个“两低”比较容易理解，但第三个“低”就值得关注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大龄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婚姻的认可度下降。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理想与个人现实差距较大，想找东西却找不到的人形成心理落差； 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对传统观念造成冲击，一些年轻人的观念从“找不到东西”发生了转变。 但还是努力去找”变成了“根本不去找”，我们称之为思想原因。

红星新闻：您说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怎么理解“结构性”？

黄振华：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与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 例如，传统的生育观念导致男孩多、女孩少。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 这些都是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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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天价礼物”

从村里寻找解决方案

红星新闻：本次调查覆盖全国26个省（市、区）。 从调查结果来看，哪些领域“择偶难”现象较为突出？

黄振华：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在1785名农民中，有825人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姻问题严重，占46.1%，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占38.6%。分别为 %、54.8% 和 43.2%。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地区差异呢？ 这次我们没有专门设立专题来收集相关数据，但从个别案例还是可以看出。 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土地资源普遍有限，人口众多，人地矛盾尖锐。 为了谋生，村民必须外出打工，这加剧了当地“男多女少”的现象，择偶困难。 另外，我们发现这些省份的彩礼也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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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研究团队定义“高彩礼”的标准是什么？

黄振华：具体数字我们还没有定下来。 在问卷中，我们将其视为开放式问题，受访村干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出了具体判断。

红星新闻：呼吁改变习俗、遏制“过高彩礼”的声音很多。 你觉得这怎么样？

黄振华：天价彩礼当然要遏制。 但我认为，解决天价彩礼问题，还是需要找到一些内生动力，也就是需要从村子内部寻找解决办法。

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李甸镇飞跃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专门成立了红白会新风协会，以遏制婚丧嫁娶等社会不良风气。 要求辖区内喜事办新、丧事简朴、小事不做、大事不做。 ，取得的成果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 由于红白董事会成员都是在村里有较高威望、热心公益事业的村干部和村民，他们的话在当地更有分量、更有说服力，能够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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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婚姻困境”？

扭转农村资源外流现状

红星新闻：调研组对100多名村干部进行了调查。 总体而言，基层村干部对“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这一群体有何看法？

黄振华：绝大多数村干部都会尽力为未婚老年男性创造相亲条件，缓解婚恋问题。 从基层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更关心择偶压力背后隐藏的社会风险。

谈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家为什么重要？ 家庭其实是一个稳定器。 是避免一些社会矛盾的重要载体。 当年轻男女结婚生子时，他们就有了努力工作的动力和支持。 但如果一个人长期与家人分离，不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例如，他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或有不好的想法。 在存在一些问题的村民中，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比例普遍高于已婚男青年。

这个群体应该是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群体。 我的建议是，今后不仅要更加关注和跟踪“结婚难”问题，还要加强对大龄未婚青年男性规模和趋势的调查研究，从而优化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扩大这一群体的规模。 尽量不要让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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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个群体？

黄振华：我的看法既不积极也不消极。 我觉得我们需要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看到这个群体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红星新闻：您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黄振华：这里的解决方案包括三个层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微观、中观、宏观，也可以理解为短期、中期、长期。

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层次。 简单来说，就是为大龄未婚男青年创造更多选择配偶的机会，比如相亲。 这种做法可以减轻一些择偶压力，但并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层面。 比如，针对天价彩礼问题出台整治措施，对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个人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等。 这些做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群体的择偶压力，但还不够。 它只能治疗症状，不能治疗根本原因。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层面。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当前农村资源外流的局面，让人们愿意住在村里，让资源愿意到村里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后，内生动力充足，很多问题可以得到根本缓解。 体现在择偶问题上，男女比例逐渐趋于平衡，经济水平提高，婚姻观念发生转变等，这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当然，城乡格局短时间内很难完全扭转，农村资源的外流仍将在相当程度上持续，老年男性与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也不会一朝一夕得到解决。 这是我们需要客观面对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的空间。 目前，无论是呼吁改变习俗、抑制天价彩礼，还是“每做一对奖励媒人新台币六百元”，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看待。

（原标题：《一位教授对农村“剩男”的观察：119个村40%以上娶大龄男子有困难，村干部想方设法帮他们“找老婆”》）